傅莹:从加迪斯《论大战略》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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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忽略了俄国的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而导致惨败

加迪斯也列举了一些实现目标与能力平衡、成功贯彻战略的案例,如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对目标和能力的判断始终清晰,包括在二战后愿意与苏联谈判做交易。罗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国间协调,操控战后安排,试图为分裂、残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这个进程在他离世后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战深渊。不过加迪斯忽略了美国与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诞生也让罗斯福的继任者有了与苏联抗衡的勇气和条件。

在加迪斯看来,保持刺猬式的专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他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东西方战略的对话

加迪斯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亦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加迪斯认为,如果在后冷战时期确实出现西方与东方的较量,那么它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二者都是思想和文明型的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们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

加迪斯说,东西方战略都告诉我们,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